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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線閱讀《空間感》

來源:嘉人網(wǎng) 編輯:Faith
導(dǎo)讀:劉心武最新作品 從空間回望時間,從往事看人物,寫社會與人生

一個人是德國的馬漢茂,這是他的漢名,他那時是西德波鴻大學(xué)的教授,熱衷于把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新的文學(xué)作品介紹到德國,他本人動手翻譯的作品不多,但他善于聯(lián)絡(luò)中國作家、德國漢學(xué)家、出版社、傳媒,也就是組織能力特別強(qiáng),許多中國作家的作品被譯成德文在德國出版,里面都有他的功勞,他還能設(shè)法找到一些機(jī)構(gòu)贊助,邀請安排中國作家訪問西德。我的若干短篇小說、中篇小說《如意》等,就都是他組織翻譯出版的,1984年又幫我找到邀請方,提供機(jī)票和費用到西德訪問,那幾年里我們聯(lián)絡(luò)比較頻繁。大約在1985年,他又來中國,住北京飯店,約我去會面,我去了,他在大堂等我,匯合后,他想到商品部買東西,我陪他去,他要了商品,掏出錢包付人民幣,售貨員不收,他就抗議:“這是你們國家發(fā)行的貨幣,為什么你不收?”售貨員很尷尬,但瞄見他錢包里有外幣兌換券,就微笑著說:“您不是有能用的錢嗎?您付那個就行。”馬漢茂偏要付人民幣,那售貨員堅持原則不收,僵在了那里?,F(xiàn)在的80后、90后可能已經(jīng)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外幣兌換券了,那時候外國人到了中國,必須先拿外幣在指定的兌換點兌換成特殊樣式的外幣兌換券,拿那券買東西;而中國人用人民幣,也買不到若干必須用外幣兌換券才能買的商品,也未必是進(jìn)口貨,那時有若干專門制造出來的國貨,只供應(yīng)外國人,或持有外幣兌換券的中國人。那時候更有一種僑匯券,就是你家在國外的親友給你寄來外幣,國家一律讓你按匯率領(lǐng)取人民幣,但按寄來的幣值發(fā)放你一定數(shù)量的僑匯券,你可以到專門的商店,尋找你喜歡的商品,那些商品往往是其他一般商店里沒有的,那商品標(biāo)簽上會寫出,需要幾張僑匯券,同時需要付多少人民幣。那時各個涉外飯店的商品部都只收外幣兌換券,在建國門外,更有專門的友誼商店,只接待持有外國護(hù)照的顧客,里面只流通外幣兌換券,而專賣僑匯券商品的店鋪又另在別處,我記得崇文門內(nèi)大街上就有一家。且說馬漢茂那天非要拿人民幣在北京飯店購買商品,弄得售貨員哭笑不得,我在一旁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后來是馬漢茂嘟嘟噥噥,滿臉不高興,終于從錢包里抽出一張外幣兌換券,買下了那件物品。馬漢茂后來患憂郁癥在德國跳樓自殺。這件事已過去二十幾年,那時候中國政府缺少外幣,所以有那樣嚴(yán)厲的外匯管制,集腋成裘,現(xiàn)在呢,從美國到一些歐洲國家,全都欠中國政府錢,中國政府擁有的外匯儲備之多,報出那數(shù)字令人暈眩。世道變化之大,令人長嘆?,F(xiàn)在用人民幣在北京飯店消費絕無問題,無論你是哪國人。而停用的外幣兌換券和僑匯券,已經(jīng)成為收藏市場的熱門貨,價格一路飆升。

還想起一個人,就是韓素音。她生于1917年,現(xiàn)在該有九十四五歲了。她父親是中國人,母親是比利時人,很早就取得英國國籍,幾十年前就定居瑞士洛桑,她最后一任丈夫是印度人,她的著作在許多西方國家出版,我記得其中一本是首先在南美阿根廷一家出版社印制發(fā)行的。認(rèn)識她,我是在葉君健先生家里,一般人多只記得葉君健是個兒童文學(xué)作家,譯有丹麥安徒生童話全集,而不清楚他一度曾算得上是一個英國作家,屬于上世紀(jì)四十年代英國文學(xué)精英圈——索爾茲伯里群星——里面的一員,那其中包括影響極大的女作家弗吉尼亞·伍爾芙,葉君健那時候用英語和世界語寫出的長篇小說頗獲好評,就文學(xué)資歷而言,韓素音出道比葉君健晚,他們是在英國相識的,后來一直保持著聯(lián)系。我在葉老家里認(rèn)識韓素音以后,她偶爾也會單獨約我會面,大約也是1985年,她又來北京,因為讀了我的中篇小說《如意》,非常欣賞,打算翻譯成英文,約我到北京飯店吃譚家菜,我們邊吃邊聊,談得比較深入。她告訴我,北京飯店這地方她太熟悉了,她和三任丈夫,都曾在這個空間里活動過,她在這個飯店里目睹了中國社會往往令人吃驚的變化。她認(rèn)為自己能夠向世界解釋中國。從上世紀(jì)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,她被中國高層人物看重,周恩來、鄧穎超早在四十年代在重慶就跟她熟識,她通過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(xié)會邀請來華后,周恩來夫婦接見她是必然的,后來鄧小平也接見她,她頻頻來華,也頻頻發(fā)表報道、解釋中國的文章,在西方確有一定影響。但是,她后來似乎漸漸失去了報道、解釋中國的權(quán)威性,就像定居法國的那位荷蘭紀(jì)錄片大師伊文思一樣,伊文思本來是通過紀(jì)錄片詮釋中國的權(quán)威,但到上世紀(jì)八十年代卻力不從心了,西方人覺得他片面,中國官方也失卻了靠他對西方宣傳的倚重,韓素音應(yīng)該與他同病相憐。我和韓素音最后一次見面,是在八十年代末,那天前駐美大使章文晉、張穎夫婦在家里招待她,請我和諶容作陪,章家住處離北京飯店很近。那天席間大家坦率交談,但不甚投機(jī),記得當(dāng)韓素音報道了一則消息并發(fā)表評論后,我心里很不以為然,諶容似也難以認(rèn)同,但我們都沒吭聲,章文晉的兒子卻平和而具體地反駁了她,席間氣氛有些個緊張,好在女主人張穎巧妙地把話題引開,大家便集中精神品嘗女主人精心烹制的仿譚家菜火鍋。飯后大家飲茶,繼續(xù)聊天,我想起北京飯店就在附近,而韓素音的生命體驗與那個空間又有著那么密切的聯(lián)系,就建議她以北京飯店為主要場景,寫部長篇小說,她笑笑說:“我才不為它做廣告呢。”我感覺她內(nèi)心里有種寞落情緒縈回。后來中國政府高層再沒有接見過她。

北京飯店當(dāng)然不用做廣告。它是不言而喻的。我如今很少去那里,有請?zhí)矐械萌?。但它畢竟是牽動過我的家族和我個人的一個重要空間。保持對生命歷程里的主要空間的敏感,是活力仍在的標(biāo)志吧。

2011年10月29日寫于溫榆齋寬闊的臺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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