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懷宇：在1911年以前，中國人有沒有共和的夢想？
余英時：很少人有這樣的想法。從另外一方面講，康有為也提出過“共和”、“民主”的名字，還有香港一些政論家像鄭觀應，主要是受西方的影響。“共和”是老名詞，本來周朝就有“共和”的說法，指厲王出奔，由兩個貴族領(lǐng)袖共同執(zhí)政。雖然不是現(xiàn)在的共和，但是有共和觀念。
李懷宇：1911年發(fā)生武昌首義，是不是有偶然性？
余英時：當然有偶然性，革命黨暗地里在軍隊中找同情的人。本來有一個計劃，被揭發(fā)出來了，提早了。當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，最有名的就是廣州的黃花崗起義，那是很震動人心的一次，像林覺民的《與妻書》是感動很多人的，發(fā)生了意外的宣傳效果。人的正義感是不能消滅的，總有人要奮不顧身，這是很奇妙的。
李懷宇：當時同盟會在武昌首義所起的作用有多大？
余英時：同盟會里孫中山跟黃興又分開了，孫中山那時在美國捐錢，武昌事變爆發(fā)以后，才趕回來。而黃興先去了武漢，但是沒有成功，他自己沒有足夠的軍隊，還是要靠黎元洪帶的一批新軍。那時候袁世凱有最雄厚的軍事力量，他上來以后，革命軍是打不過的，但是袁世凱想消滅革命軍也很難。那時候因為光緒已經(jīng)死了，君主立憲沒有辦法號召了，而袁世凱就想借此機會抓權(quán)了，所以先是讓他來撲滅革命軍，后是讓他為兩邊主持和議，讓皇帝和平退位。辛亥革命沒有流好多血，不像法國大革命，也不像俄國革命，甚至不像國民黨的北伐革命?；旧鲜求w制忽然就改換了，所謂的天子是三歲登基的宣統(tǒng)，不可能號召起國人向他盡忠的心理，如果光緒還活著，可能有這樣的號召力。
李懷宇：從歷史來看，當時晚清政府已如大廈將傾，弱到不能延續(xù)下去嗎？
余英時：沒有辦法了。當然清政府還有一些軍隊力量，但是不大，經(jīng)過了兩百多年，權(quán)力已經(jīng)基本上到了漢人士大夫手上。清朝的八旗制度也沒有了，靠的是打太平天國的曾國藩的湘軍、李鴻章的淮軍，尤其是淮軍。李鴻章的軍事力量擺在那里，清廷沒有什么辦法。
李懷宇：為什么在晚清政府里沒有辦法進行政治體制上的改革？
余英時：如果談太平天國以后，洋務運動當然有許多改革。廢科舉是沒有辦法，因為科舉毫無用處了，念八股怎么跟外國人打交道？廢科舉是很有限的，因為新學制度已經(jīng)起來了，而到日本的留學生多得不得了。當然也有許多人恨死廢科舉了，但是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。在我看來，那只是行政的改革，不是政治的改革，沒有影響清廷帝王的體制。不肯改革，那是因為利益所在。滿人不肯放棄王朝，愛新覺羅是統(tǒng)治的家族，這個家族不肯丟掉權(quán)力，到最后逼不得已才讓步。我認為，晚清在戊戌政變以后，談不上有改革，談不上有什么“新政”。滿洲人是不到黃河心不死，不見棺材不流淚的。如果清廷專政不能動，權(quán)力沒有制衡，那就談不上改革了。根本的辦法是用武力鎮(zhèn)壓，如果這個辦法能夠維持下去，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歷史可言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