寬闊的臺階
——巴黎盧森堡公園
巴黎塞納河左岸的盧森堡公園，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聽說過。不但聽說，也看見過，當(dāng)然，看到的是照片。那照片不是單純的風(fēng)景照，上面有人物。有的人物是熟悉的，比如大姑媽和二姑媽，她們都曾在法國留過學(xué)。有的只知道跟兩位姑媽有這樣那樣的關(guān)系，所以會一起在盧森堡公園留影，但究竟何許人也，父母說出過幾位，留下模模糊糊的印象，再有的，則父母也說不清了。隨著我告別少年時代，進入青年時期，社會環(huán)境使得家里那樣的照片深藏起來，對照片上的人物，父母即使知道也緘默不語了，我呢，也漸漸失掉了探究的興趣，因為，對那樣一些影像刨根問底，屬于危險的興趣。再后來，大風(fēng)暴襲來，人們在恐懼中紛紛毀滅舊照片。風(fēng)暴過后，天空晴朗起來，我家收拾舊照片，居然也還殘存一些，在巴黎盧森堡公園里拍攝的，剩有四五張。1986年至1987年，我在《收獲》雜志開了個《私人照相簿》專欄，在《留洋姑媽》那篇里展示了兩張。其中一張有著盧森堡公園最明顯的特征，就是那兩邊有著巨杯形花缽裝飾的寬闊臺階。
盧森堡公園號稱巴黎最大的市內(nèi)公園，但是跟北京的北海、景山、天壇、陶然亭等公園比較起來，卻是小巫見大巫。最近在網(wǎng)絡(luò)上看到一位到巴黎自由行的“驢友”抱怨，說那盧森堡公園令他失望，一無蓮池錦鯉，二無曲徑通幽，三無疊石怪趣，四無游廊山亭，他去那天還起風(fēng)，公園碎石路面上旋起沙塵，令他十分掃興。個體生命對同樣景物的感受往往差異極大，我很尊重那位“驢友”的感受。我1983年第一次造訪巴黎，就去了盧森堡公園，后來每次必去，特別是2000年那回，借住在朋友家，他們家就在盧森堡公園旁邊，幾乎天天要在那公園里穿行，用中國古代文人的語言來形容，是“十二欄桿拍遍”，那公園，似乎也成了一個熟稔的法國朋友。我的感受是，盧森堡公園體現(xiàn)著西方的一種造園理念，就是那空間不是用來讓人驚艷，而是用來讓人放松的，因此，它里面雖然有著古典式的宮殿建筑（現(xiàn)在是法國眾議院），有著美迪奇噴泉那樣的園林小品，更分布著若干圓雕，以及大片的花壇，但那些事物對游人眼球的吸引力有限，它的主打布局是隨意栽種的樹林與林蔭道，還有草坪花壇邊碎石地面上那些可以隨意移動使用的鐵椅。在我看來，盧森堡公園之美，樹木花草、圓雕噴泉都在其次，那些在樹下花前，坐在鐵椅上放松自己，或讀書報，或撫琴弦，或緊依緊偎，或老少互嬉……的普通巴黎市民的自然生態(tài)，是最美的。
盧森堡公園的空間，并不在一個平面上，大體而言，是它的東北部，對比于其他部位，高出幾米，兩個平面的過渡，便由那寬闊的臺階完成，那個臺階，也就成了游人們留影的一個常取場景。三十幾年前，曾與二姑媽聊起盧森堡公園的這個臺階，她感嘆道，恐怕幾代曾到巴黎的中國人，都上下過那臺階，并大都在那上面留過影，她就陪何香凝，還有廖承志，多次經(jīng)過那臺階，她說，上世紀初，不僅留法的人士必定在那臺階留下足跡，當(dāng)時在歐洲其他國家留學(xué)的，尤其是在德國留學(xué)的人士，都會或途經(jīng)巴黎，或利用假期從柏林等處來巴黎活動，比如周恩來、宋慶齡、朱德、孫炳文、鄧小平……就十之八九會在那寬闊的臺階閃過自己的身影。我拿出在那寬臺階上拍攝的舊照片讓二姑媽指認，她告訴我，其中那個高挑身材、一身白色洋裝的女士，叫張邦珍。我問：張邦珍如今在哪里？二姑媽輕聲說：去臺灣了。我本能地回應(yīng)道：啊，是個反動派啊！二姑媽遲疑了一下，就跟我說：其實，那個時代，在?；庶h和軍閥們看來，共產(chǎn)黨和國民黨都是“亂黨”，也就是說，都是革命黨，跟李大釗一起被軍閥張作霖絞殺的，就有好幾位并非共產(chǎn)黨，而是國民黨，其中一位非常年輕的女士，叫劉悒蘭，二姑媽跟她接觸過，就是國民黨員，屬于國民黨左派。張邦珍呢，最早也應(yīng)該算是國民黨左派，跟共產(chǎn)黨人過從甚密。后來國共分裂，直到大決戰(zhàn)，當(dāng)年在巴黎一起游盧森堡公園的人，才徹底分道揚鑣，張邦珍隨宋美齡去了臺灣。我注意到另一張照片上，有位女士女扮男裝，留男士分頭，穿中式男性大褂，二姑媽告訴我，她叫羅衡，那時應(yīng)該也算是國民黨左派，二姑媽和羅衡都曾當(dāng)過何香凝先生的秘書，但羅衡后來也去了臺灣。我又本能地回應(yīng)道：啊呀，怎么她也成了反動派？二姑媽微微搖頭道，政治理念固然對一個人的行為起著重要作用，但人是復(fù)雜的，人的感情更是具有推動力的。她以比較含混的語言讓我知道，張邦珍和羅衡在巴黎時就不是一般的親密，后來回到中國，兩個人同在一所中學(xué)主政，同室居住，張的女性打扮十分精致，羅的男士裝束十分粗獷，人們對她們從瞠目以視漸漸到見怪不怪，因此，大決戰(zhàn)勝負迅速分明時，張執(zhí)意要去臺灣，羅怎舍得？也就去了。二姑媽跟我講張、羅故事時，已經(jīng)進入改革開放時期，那時我雖然在政治話語上還使用“反動派”之類的名詞，卻已經(jīng)有機會看到白先勇剛出版的《孽子》，開了些竅，懂得張、羅的“孽女”情緣必須尊重，再回過頭來看她們上世紀初在巴黎的留影，越發(fā)憬悟到世事的詭譎與人性的神秘。
那張有大姑媽、張邦珍站在盧森堡闊臺階上的照片里，前端還有位手持便帽、西服短褲的男士，姿勢十分隨意，他是誰？父親曾說，怕就是羅家倫吧。二姑媽那天雖然沒有被照到鏡頭里，記憶還不甚模糊，就搖頭，說怎么會是羅家倫？羅家倫那時候已經(jīng)接近30歲，照片上的男士應(yīng)該是更年輕的一位留學(xué)生。羅家倫是1919年“五四運動”中的干將，流芳百世的《北京學(xué)界全體宣言》就是他起草的。他后來先到美國、德國留學(xué)，1925年許入讀巴黎大學(xué)。那時他尚未遇到后來的妻子張女士，在歐洲狂追過一位中國留學(xué)生，那位女生是在德國柏林大學(xué)攻讀化學(xué)的，羅家倫在柏林就不斷給那女生寫情書、送玫瑰，后來人家跟一些同學(xué)來巴黎度假，在盧森堡公園，他就當(dāng)著大家向那女生示愛，眾留學(xué)生或插科打諢，或真誠祝福，但那女生不僅不為所動，而且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達了拒絕……
那位被羅家倫追求的女生，也曾在盧森堡公園的那個闊臺階上跟一些人合影，因為其中有我大姑媽，我家也曾有過一張，但很早的時候，就被撕毀了，毀掉它的，就是那位也曾有過美麗青春的女士。
那位女士名藍素琴。記得大約是我12歲的時候，我們家住進來一個人，在我眼里，分明是個老婆婆，父母卻讓我喚她藍孃孃。她怎么是我孃孃？孃孃應(yīng)該是母親的姊妹，應(yīng)該跟母親一樣姓王啊，而且，母親家族的孃孃已經(jīng)很多，比如那時候八孃孃就在北京農(nóng)業(yè)科學(xué)院工作，來往很多，但八孃孃也從沒有在我家留宿過，這位藍孃孃怎么提著個破舊的小箱子住到了我家，住進來了許多日子，也不見她走，最讓我覺得離奇的是，她也不去上班，三頓飯跟我們圍坐在八仙桌上一起吃。
那時我家住在錢糧胡同海關(guān)宿舍，我家門外有株高高的金合歡樹，盛夏時，合歡花，也叫馬纓花，滿樹盛開，散出特殊的香氣，全家人輪流洗澡，洗完澡，各自搬個小板凳，坐到樹下，扇著大蒲扇乘涼。有次父母到屋里做什么事去了，樹下只有我和藍孃孃，她一聲不響，我不高興，就纏著她給我講故事，她嘆口氣說：“有什么好講的呢？講深了，你怕不懂。”我越發(fā)不高興了，跟她說：“我5歲就上學(xué)了，現(xiàn)在都要上初二了。別小看了我！那年爸爸媽媽帶我們從武漢坐火車到北京，我因為歲數(shù)小，是免票的，可是，乘務(wù)員發(fā)現(xiàn)我在那里算帶小數(shù)點的除法，就要查我的年齡，他說，哪有這么小的娃兒就懂小數(shù)點的呢？再說我到這21中，語文老師頭一堂課，提問，讓說出來暑假里讀了什么書，問到我，我說讀了普希金的《上尉的女兒》，他眼睛瞪得好圓……”藍孃孃這才噗嗤一聲笑了，用蒲扇拍著我背說：“鬼娃兒！沒想到你人小心大！”我就說：“可不。我在爸爸的那個放舊照片的紫檀匣子里，看到過大姑媽、二姑媽她們在法國的照片，有個地方叫盧森堡公園，在那地方照的最多，爸爸說照片里頭也有你呢！你為什么不跟我講講盧森堡公園的故事呢？”藍孃孃聽了臉色陡變，四面望望，然后低聲說：“以后快別再提那些陳年舊照。”稍后又說：“故事我懶怠講。不過，你既然早熟、早慧，倒是可以給你推薦本讀物。我知道你哥哥姐姐都是喜歡俄羅斯古典文學(xué)的，所以你也讀了《上尉的女兒》。其實德國的文學(xué)也是很好的，有本書叫《茵夢湖》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在圖書館里找到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