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不言而喻
——北京飯店
一位外國朋友告訴我，他每次來北京，一定下榻北京飯店，他說，那好處是，回到他那國家，人家問起：在北京住哪兒呀？答曰：“北京飯店。”別人就點頭，雙方就不用再啰唆什么。如果回答是香格里拉、希爾頓、凱賓斯基……對方起碼會說：“啊呀，北京也有這些啊。”如果是完全中國味道的名字，則可能引出一番議論：“什么含義呢？在北京什么地方？舒服嗎？……”
一句“我住北京飯店”，一切就都不言而喻了：身份、財力、接待規(guī)格、享受到的特色、方便度、舒適度……
我八歲跟隨父母來到北京。同來的還有小哥和姐姐。大哥和二哥那時都已在外地工作，所以不同行。父親原來在重慶海關任職，1950年后被新的海關總署調(diào)京任用。從重慶乘船先往武漢，再從武漢乘火車來到北京，接待我們的總務處人員把我們帶往臺基廠海關總署里面，暫時安排在一座小洋樓的地下室里居住。父母的少年時代和青年時期，隨祖父母在北京居住過，對于北京充滿感情，重返故地的興奮溢于言表，但小哥和姐姐卻不以為然，他們初到北京，跑出機關大院去轉悠一番后，回到地下室當我的面怪腔怪調(diào)地調(diào)侃：“北京——好得勒兒！”他們是在背后歪曲性地學舌，來北京之前，父母一再跟子女宣諭北京極好，但是兄姊初來乍到的感受卻是“不怎么樣”。那時我才八歲，父母兄姊不許我出屋亂跑，我好悶??！后來有天母親終于牽著我的手，帶我去一條胡同里訪問一家舊識，我才有機會睜大眼睛，觀察“好得勒兒”的北京。
出臺基廠北口，我見到了東長安街，往東看有個牌樓。母親絮絮地跟我灌輸：因為在東邊，單是一個，而不是像豬市大街那邊的十字路口有四個牌樓，因此叫做單牌樓，同樣的牌樓在這條街盡西邊還有一個，所以又分別叫做東單牌樓和西單牌樓，那地名兒又簡化為東單和西單，四牌樓呢，也分東四牌樓和西四牌樓，地名則簡化為東四和西四……當時我聽了完全不往心里去，誰想到四十幾年后，母親播下的種子，竟開花結果，我的一部長篇小說就以《四牌樓》命名。
我感興趣的是響著特殊鈴聲的有軌電車。它在馬路當中軌道上運行的身影，令我覺得十分龐大，而且神秘。幾年后我才有機會坐上它，而且知道那鈴聲是駕駛員用腳踩出來的。大約十二歲的時候，因為上學放學總乘固定的一路電車，跟一位司機臉熟了，有回車上比較空，停站后，我鼓足勇氣，請求那司機讓我踩踩鈴閥，那司機竟同意了，當我踩出的鈴聲震響自己耳膜時，形成了我童年時代的一次歡愉高潮。半個多世紀過去，不知那位司機還在世否？一個生命賜予另一個生命歡愉，哪怕是短暫的、瑣碎的，也是宇宙間至美至妙的事情！
母親指著馬路對面一座樓，鄭重地告訴我：“那是北京飯店。”我望過去，并不覺得有什么了不起。心里浮出兄姊輕薄的語音：“北京——好得勒兒！”因為在重慶，那時市中心已經(jīng)有為慶?？箲?zhàn)勝利建造的“精神堡壘”紀功碑，即一座圓頂?shù)乃谓ㄖ?，后來改名叫解放紀念碑，望去覺得非常高大；還有我們路過武漢時，住在江邊的武漢海關大樓里，印象里，那座簡稱“江海關”、頂上有大鐘的西洋建筑，也比北京飯店雄偉。
后來海關總署給我們家分配了宿舍，是在東四錢糧胡同的一所頗具規(guī)模的四合院里。雖然離開了臺基廠，那段初來北京時所留下的空間印象，還是清晰的。特別是，那馬路對面，就是王府井，父母帶子女逛完王府井，還往往要再走出王府井南口，在北京飯店前面望望，再往東散步，那時候東邊的馬路分兩層，上面高處那條路，曾短暫地叫作過斯大林大街，街上連續(xù)有些小洋樓，其中有個小洋樓是家電影院，記得叫作真光電影院，在抗美援朝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前，那里還在放映美國好萊塢的歌舞影片，記得兄姊就帶我看過一部，他們覺得很開心，我卻在座位上打起瞌睡；最東邊接近東單路口的地方，有個劇場，就是中國青年藝術劇院，走到那個地方，父母就會指點著說：“蘭姑姑就在這里頭。”所謂蘭姑姑，就是孫維世，她是著名的導演，小名叫小蘭，只有少數(shù)親友知道這個稱謂，我家與孫家算得世交，故父母有此口吻。但那時我對青藝及其劇目的興趣，不如對那條馬路的下面一層來得濃，因為那矮掉一米多的下層，種有一些有趣的灌木，布置著一些太湖石，在其中捉迷藏，一定十分愜意，我和姐姐也曾嘗試在那里面嬉戲，卻很快被父母制止了。這上下兩條馬路再靠南，才是東長安街，穿過馬路，東單盡東面原是一片很大的曠地，1948年底和1949年初，曾作為臨時飛機場，接走了許多不愿留在北平的人士，其中包括胡適。據(jù)說胡適匆忙去登飛機，隨身只帶了兩本書，其中一本就是殘缺的甲戌本的脂硯齋評《石頭記》。那乃是歷史煙云中的一個細節(jié)，誰想到幾十年后，其影印本成為我研究《紅樓夢》的重要資料。1950年的時候，那個臨時飛機場已不復存在，上面搭建了許多臨時的棚屋，做各種生意，其中就有幾家西餐館，是父親的最愛。后來那片地方又演變?yōu)闁|單公園。
我長大成人以后，才知道北京飯店里有若干父兄輩銘心刻骨的生命記憶。父親隨祖父初到北京的那十來年，因為祖父是清朝最后一科的舉人，到日本留過學，辛亥后在蒙臧院當僉事，薪酬頗豐，住進凈土寺胡同一座原來蒙古貴族的舊居——稱作“樸園”——里面，從留下的舊照片上看，堪稱是個大宅門，父親在里面隨祖父母很過了幾年好日子，但是，后來政局動蕩，先遷到了什剎海畔，祖母去世，再遷到西四南邊的缸瓦市——那時祖父續(xù)了弦，又生了幾個子女，生活質(zhì)量就下降不少，到1924年，祖父南下廣州，參加革命去了，拋下續(xù)妻，更拋下了子女，父親本來常隨祖父到北京飯店應一些名流的飯局，而且因為聰慧勤奮，也考取了協(xié)和醫(yī)科大學，現(xiàn)在我還保留著他當時一張西服革履的照片，一派富家子弟、未來名醫(yī)的模樣，但南下的祖父雖然給續(xù)妻寄生活費，那后母對父親卻十分苛酷，等于是掃地出門，不僅不管繳納學費置備必要的學習用品，連飯錢也不給，父親十分狼狽，為了應付生活，常常以代人考試的方式，掙些風險很大的錢，也曾到祖父那些仍留在北京的朋友那里，請求幫助，但人家只不過給點小錢，或僅是把父親順便帶到前門外的擷英番菜館，或北京飯店里的法國餐廳，讓他在飯局上忝列末座，當他面說些恭維祖父的話罷了；父親因為實在繳不起協(xié)和醫(yī)科大學的學費，只得退學，為盡快獲得一個牢靠的飯碗計，就去報考了海關，被順利錄取，于是娶了母親，而且很快生下了大哥。
海關的待遇很好。大哥隨父母過上了優(yōu)裕的生活。多年后大哥跟我說起，小時候，父母曾把他帶進北京飯店吃餐，還請了幾位好朋友，有那父親的好朋友就問大哥：“長大了干什么？”大哥伶俐地回答：“當醫(yī)生。”父親臉上就現(xiàn)出真切的笑容。父親未能在協(xié)和醫(yī)科大學完成學業(yè)，是他一生的痛。因此他始終期盼子女中有人能代他完成這一夙愿。但是后來我們四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大成人，并沒有一個成為醫(yī)生，雖然父親為我們后來都能自食其力而欣慰，但竟沒有一個成為醫(yī)生，依然是他心底里的隱痛。
北京飯店和協(xié)和醫(yī)學院離得很近。在京城的那片空間里，有著父親怎樣的希冀與失落??！
